300万元绑票案之辩
2012/9/3


2001年3月3日下午6时,古城建瓯市华灯初上,处处霓虹闪烁,劳累一天的市民们换上漂亮的衣裳开始三三两两走上街头,尽情享受春夜的温馨。
一辆白色的工具车,响着喇叭、缓缓穿过人流,嘎然停在××路××地段一株绿荫如伞的古樟树下。车门打开,走下位9岁小男孩A,他背着书包像往常一样顽皮地向老司机笑了笑,便蹦蹦跳跳地奔向巷子里某老师家中去补习功课。
A哪里知道,在不远处的黑暗处有一双绿光闪闪的眼睛正紧盯着他,把车上仅有一位老司机护送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又用电话把情报送到另一个阴暗的地方。A小男孩更不会知道,这种窥视早在春节就开始进行了,要不是以前都有两位大人护送的话……
8时5分,补习结束。小男孩坐上轿车,原路返回。一路车子驶过××桥,进入郊外某汽车保修厂区,刚停在一块昏暗且人烟稀少的空坪时,突然冒出个黑布蒙面人站在路中央,凶恶地低声喝道:“停车!”没等车子停稳,一把闪着寒光的尖刀已经逼进驾驶室“别动,老实坐到车后座去。”紧接着老司机、A小男孩也被拉到车后座。“都老实坐着,不许说话。”三个蒙面人再次凶狠训斥道。
头套套下来,老司机和A小孩眼前一片漆黑,只感到车子又被开动,风驰电闪般不知驰向何方。
一场惊心动魄的绑架仅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而此刻小孩的父母却浑然不觉,直到很久不见人来时做母亲才埋怨道“怎么搞的,往常九点就回来了,今儿10点还不见人影,是不是去哪儿玩了?”
叮铃、叮铃……手机忽然响起呼叫。“喂,你是××董事长的老婆吗?告诉你,你的孩子现在在我这里,他很可爱。”
“你要怎么样?”
“我们要的不多,拿300万元赎人吧!”
这是发生在闽北有史以来最大一桩绑票案的一个片断,它震惊了建瓯市50万人民,也震怒了省市党政机关首脑。“限期破案,严惩刼匪”一道命令下,一辆辆警车闪烁着警灯呼啸而出,一只只警犬狂吠扑出。
毕竟邪恶不敌正义,第二天案子便破了,人质也被安全解救回来。抓到的刼匪竟是三名40岁以下的男青年,一个叫B,出租车驾驶员,家住城关某大厦某室,一个叫C,大货车驾驶员,家住某镇,一个叫C,农民,家住某镇某村。

B的家属持着刊载《300万元惊天绑票案》的闽北报,到律师事务所委托我为B辩护。
读完其给予的资料,我半天没吭声,脑海里却刮起飚风:这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情节极为恶劣。影响极坏的刑案。于法于理都应严惩不贷,怎么能为其辩护?何况目前又恰逢新的一轮“严打”……多年来担任过教师生涯所养成的扬善疾恶的本能不知不觉中冒出来,开始支配我的情绪,但这仅仅是几分钟。我很快地暗自反问自己“你是怎么啦?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根据法律和事实为被告人提供证明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爱憎分明的感情对教师来说是个好品质,而对律师来说可就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会抑制甚至会破坏律师的理性。一个被对犯罪事实爱憎感情支配的律师,很难做到理性对待被告人,去寻找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法律依据,以完成法律赋予的使命。着名的美国辩护律师丹诺说过:我的词汇里没有“罪恶”,也没有“不道德”之类的字眼,宇宙之间,万事总是事出有因。因此,只要作为律师,我就没有理由拒绝一个哪怕是罪恶满盈的被告人的辩护请求,而且必须做象机器人一样毫无感情地看待所有事实,然后,用法律磁铁从万事的事出有因的因里,吸取一切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与理由,为其辩护。
“律师,这么重的罪会不会被判死刑?”
“不会的,”我指着刑法第239条说,“这个案子没有伤害人质,所以量刑幅度只能在10年徒刑与无期徒刑之间,不可能出现死刑。”
“可是现在是严打期间,从重惩罚呀,会不会加重呢?”B的家人仍不放心,因为在来我这里之前,社会上已经听到种种猜测。
“你们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相信律师是能尽力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

读罢包括三名被告人口供在内的所的案卷材料,尽管事前给自己打了支预防针,但我仍不由得倒吸口冷气。
案情经过是被告人C有驾驶大货车的技术却不爱劳动,闲在家,2000年5-6月参加赌博,输了好几万块钱没有还人家,日子很难过,年底他与别人偶尔闲谈中得知本市某公司××董事长家中有很多钱,并有个九岁男孩A。C联想到平时观看描写外国及港澳刼匪绑架大富翁家人一举暴富的录相,不由得“妙计”涌上心头,假如把××董事长儿子绑架,勒索个几百万,岂不是可还清赌债,二可保证今后一生有吃喝玩乐不尽的钱财?他说干就干,没用多久时间就以跟踪方式查清了××董事长9岁男孩A的生活规律:每天下午放学后去市区某巷某老师家中补习功课,晚上8时许由某公司的老驾驶员接到位于某汽车厂内的某一小厂的宿舍。然后 C将绑架计划告诉D,D同意入伙,两人又多次查看确认A行踪路线,再由C准备好仿真手枪,不锈钢菜刀、手铐、手段、头套、绳子、透明胶带、堵嘴用的布小丝头、老头帽等作案工具,几次伺机下手,都因为来接小孩的不止老司机还有一个成年人而被放弃。C认为这是人手不够的原因,又邀请了其胞哥B参加,2001年3月3日晚8时许,B到××巷巷口等候,见仅有老驾驶员一人来接男孩时,便打电话通知 C,C叫B也到某汽车保修厂。C与D立即赶到保修厂,随后B也赶到了,三人躲在厕所旁守候。当老驾驶员驾驶的车一停下立刻绑架了王某的儿子和老驾驶员。接着又用原车由B驾驶将小男孩送往某村,由D藏在自己老宅中看守起来。C则将老司机的手脚捆住,由B以原车将老司机送至市医院门口,当晚C多次打电话向男孩父母索要赎金 300万元。
从案情上看,的确动机卑鄙——目的为还清赌债和追求不劳而获的享乐生活;情节恶劣——对年幼儿童下毒手,索要的是相当于中等收入者300年工资收入的天价;影响极坏——在繁华市区作案,使市民人心惶惶,丧失安全感,震惊省市党政机关。如果从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的感情出发的话,恐怕赞同可杀者不少吧。看来B家属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然而,更糟糕的是由于案情确实也严重,C和D的家属都不愿意为他们请辩护律师。

怎么辩护呢?我耐心地劝C的母亲,C虽然是主犯,但他的定罪量刑事关全案,如果他的量刑定的恰当,就能防止B的量刑畸重,再说同是一母所生,为B请律师而不为C请律师,也会伤C的心,万一有个不测,你为母之心如何能安?对D的父亲,我则说《闽北报》明明报导D有自首情节,但起诉书却不予认定,这是个大有辩护价值的案子,如果有了律师争到个自首情节,从轻处罚少判几年徒刑,不就等于多赚几年钱,怎么可以省一笔小小的辩护费呢?
B虽然有首先交代罪行,使公安机关得以迅速破案的情节,再加上从犯理由,也只能是从轻处罚,按法条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量刑幅度,判个12—15年徒刑也可以说是从轻处罚了。我刚一说这话,B的年轻妻子及母亲的眼眶里就盈满泪水。我明白她们的痛苦和担忧是各不相同而难以承受的。作奸犯科的人啊,当你造孽时,可曾想过为自己的亲人造下罪孽呢?在会见B时,我从谈话得到案卷所没有的一条信息:B曾经亲自带领公安干警指认绑匪藏匿人质的地方,帮助公安机关成功地救出人质。经过耐心地交涉,刑警大队出具了确认这一事实的证明。据此,我提出B有立功情节,依法应当给予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不久,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2001)南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C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被告人D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60000元,被告人B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 5000元。B终于比法定最低10年有期徒刑减轻了2年,宣判后,公诉机关没有抗诉,三被告没有上诉,判决依法生效。这场辩护的成功,充分说明了严打并不影响法律的公正实施,律师是能够不负委托为当事人维护其合法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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